西南政法大学 吴 喜
窃惟一方文化之盛衰，系于山川之通塞，成于人民之往来，深于文明之互鉴，定于共同体之凝聚。昭通雄踞乌蒙山腹地，控引滇川黔三省，承接巴蜀、黔中、滇中诸地域，高山、河谷、坝子相互嵌合。其在自然地理上自成一体，在人文地理上交错相连，在政治地理上屡经重组。由此形成的历史空间，积淀着西南边疆各民族迁徙融居、生产协作、文化互鉴、社会重构的深厚史迹。纵观乌蒙山地区数千年沿革，昭通文化绵延发展的主脉，正是各民族交往日广、交流日深、交融日固的历史进程。
一、交往开其域，昭通由山川阻隔之地渐成西南往来之枢纽
民族交往首先表现为空间关系的开启。秦汉以降，僰道、五尺道、西南夷道、石门道次第贯通，元明清驿路、驿站、卫所、塘汛接续铺展，乌蒙山间分散的坝子、村寨与城镇由道路连接，滇川黔诸区域由交通贯通。道路所至，军旅、官吏、商贾、工匠、移民随之而至；人口所聚，耕作、牧养、冶炼、运输、贸易随之而兴。军队、官吏、移民、商人沿交通线进入昭通，与本地各族群众共同垦殖、共同生产、共同创造朱提文化，揭示了民族交往最初始、最深厚的社会根基。
此种交往具有鲜明的历史地理特征。其一，道路改变人口分布，外来移民沿交通孔道、军事据点、矿业产区和河谷坝区定居，各民族由相对分散走向交错融居；其二，道路改变城镇体系，驿站、卫所、集市、矿场逐渐发展为区域性节点；其三，道路改变经济联系，山地畜牧业、坝区农业、铜银矿冶业、跨区域贸易相互衔接；其四，道路改变政治重心，交通轴线的转移牵动昭通兴衰，影响乌蒙山地区在西南经略格局中的地位。故而，昭通“交往、交流、交融”之源，首在破除空间阻隔，促进人口流动，贯通区域社会。
二、交流通其识，昭通由多种文化相遇之地渐成文明互鉴之域
民族交流发轫于往来，深化于生产生活，成熟于制度文化的相互调适。昭通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贯穿物质技术、社会制度、语言习俗、知识教育诸多层面。中原农耕技术、文字礼制、郡县制度循交通线传入乌蒙，本地各民族的山地生产经验、矿冶技艺、生态智慧也进入区域经济体系。朱提银、滇铜、堂狼洗等矿业物产远近闻名，矿产开采、冶炼运输、商贸交易汇聚不同地域的人群，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交流网络。
制度交流亦为昭通历史的重要内容。元代推行土官制度，取“依其故俗治”之意，国家制度经由地方民族首领进入基层社会；明代规范土司体系，设置卫所，推动屯田与移民，国家治理与本地社会在长期磨合中形成新的运行秩序；清代改土归流，府、州、县行政体系，保甲组织，城镇建制，学校教育逐步发展。国家制度进入地方，地方社会亦以固有习俗、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回应国家治理。此种双向调适，使昭通成为中央制度、地方传统、民族习俗交汇互释的重要场域。
文化交流的深层成果，集中体现于知识、观念和社会风尚的流动。汉晋时期，朱提“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反映出昭通早期文化教育已有一定基础；明代在民族聚居区发展教育，清代扩大儒学传播，学校、书院日趋增多，地方士人群体渐次壮大。教育推动语言文字相通、伦理观念相近、国家意识增强。朱提文化、爨文化、乌蒙文化及后来的移民文化，在长期接触中交融互鉴，昭通文化遂具多源汇聚、兼容并蓄、层累生成之气象。
三、交融成其体，昭通由族群交错之地渐成命运相依之共同家园
民族交融标志着社会关系由往来接触走向结构重组，由文化互鉴走向共同生活，由利益联系走向情感凝聚。元明清时期，屯田、移民、矿业、商业、交通、教育的发展，使聚落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单一部族聚居空间逐渐演变为多民族融居空间，各族群众在同一村寨居住、同一市场交易、同一矿场劳作、同一道路运输、同一制度下生活，血缘、地缘、业缘、学缘不断交织，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共同体。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乌蒙山地区原有的人口格局、生产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各民族的深度交融，对乌蒙山地区社会进步与政区管理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融亦伴随沉重的社会代价。传统王朝多以军事控制、政区分割、强制迁徙等手段推动边疆整合，犬牙交错的行政设置割裂了乌蒙山地区原有的自然人文联系，改土归流及大规模移民引发了权力重组、人口迁徙和社会震荡。此段历史昭示后人，民族交融须以人民自愿交往、平等交流、共同发展为根基，须以改善民生、增进福祉、保障权益为要义，须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为长策。新时代强调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规律的科学把握。
进入新时代，昭通“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所积淀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昭通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强大凝聚力。各族先民世代繁衍于乌蒙大地，共同开拓山川、建设家园、抵御灾患、创造文化，血缘、地缘、业缘、情缘绵延交织，逐步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新时代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要求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中增进“五个认同”。昭通厚重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活而深刻的区域样本。
其二，昭通彰显了通道通塞关乎区域兴衰的经略智慧。古之五尺道、石门道，维系滇蜀往来，牵动边疆经营；今之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运港口、航空枢纽及数字网络，正在重塑昭通的区位条件。《云南省“十四五”区域协调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滇川黔省际中心城市”，《云南省综合交通枢纽“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建设昭通为滇东北综合交通枢纽”，昭通由省际接合部迈向跨区域枢纽的战略条件已经形成。当此之时，应乘势而谋、顺势而为，畅通北接成渝、东联黔中、南融滇中、西通攀西之大通道，推动交通轴、产业轴、城镇轴、文化轴协同布局，使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枢纽能级转化为治理效能。
其三，昭通彰显了多元汇聚、兼收并蓄的文明气度。朱提文化、爨文化、乌蒙文化、移民文化、红色文化共同构成了昭通的文化谱系，各民族文化长期互学互鉴、交融共生。新时代昭通文化建设，应统筹民族史、交通史、移民史、矿冶史、教育史研究，系统梳理五尺道遗存、朱提文化遗址、土司制度遗迹、屯田移民记忆和红色文化资源，建立贯通古今、覆盖城乡、联结三省的昭通文化叙事体系。以严谨学术整合碎片化记忆，以宏阔史观升华地方文化品格，以现代传播扩大文化影响力，使昭通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昭通彰显了艰苦创业、向新图强的奋进品格。乌蒙山高谷深，昭通人民世代劈山开路、垦土兴业、兴学育才，形成坚忍卓绝、笃行不怠的精神品格。进入新时代，昭通肩负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富裕等重大使命，要把各族群众共同现代化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增收、提升教育质量、完善公共服务，推动人口有序流动融居，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振兴、文化传承，使绿水青山永续滋养各族人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生产生活、融入城乡建设、贯穿社会治理。
鉴古可以知今，察往足以开来。昭通千百年来的文化发展史，镌刻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略西南的制度足迹，承载着各族先民开发乌蒙山川的共同记忆，凝聚着中华文明多元汇聚、绵延发展的深厚力量。
面向新的历史方位，昭通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文化建设，以历史地理研究厚植文化根基，以省际区域协同拓展发展空间，以共同现代化凝聚各族群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乌蒙文脉，使昭通“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得到系统阐释，昭通枢纽地位得到全面彰显，引领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奋进、同心筑梦，共同谱写乌蒙大地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