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昭明
昭通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1928年，中共昭通支部成立，自此，昭通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工作与武装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让我们追忆乌蒙革命曙光，探寻“星星之火”是如何在昭通大地形成“燎原”之势的。
五四运动点燃乌蒙青年的爱国火种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传到昭通后，云南省立第二中学（1932年3月改名为云南省立昭通中学，亦称昭通中学，今昭通市第一中学）进步教师戴仁甫（又名戴澍春）在校内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彼时，全校师生深受《新青年》《新潮》《剩余价值学说》等进步书刊熏陶，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军阀割据统治满怀愤慨。在新思想的感召下，全校学生积极响应云南学生爱国会号召，联合城区各中小学成立昭通学生爱国联合分会，推举二班学生刘千祺担任会长，二班学生王启瑞、浦光宗、姜穆清、杨恩浓以及一班学生姜亮夫等人共同负责组织工作。
一众青年学子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走出校园开展游行示威。他们手持宣传标语，沿街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爱国口号，并开展街头宣讲，痛斥帝国主义与卖国行径，大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踊跃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正式开启了属于昭通青年的“觉醒年代”。
昭通进步青年的革命求索与思想启蒙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优秀的昭通儿女怀揣追求知识、追求进步、寻找真理的信念，远赴外地求学或在家乡开展学生运动。
在北京求学期间，昭通中学首届毕业生、彝良籍的刘平楷，深受李大钊、邓中夏、王复生、王德三等革命先驱的思想感召，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历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重要职务，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地方领导人。他当年寄回的《旅京日记》、家书以及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一代代昭通儿女。
1924年，巧家籍的李国柱于昆明秘密组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1925年出任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省内第一位在本地完成入团、入党的革命者。1929年以后，他担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专门负责滇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其革命活动在昭通大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盐津籍中共党员马逸飞，于1927年牵线搭桥，促成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员、云南省妇女运动负责人吴澄，以及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云南妇女解放协会执委赵琴仙，与在家乡任教的妹妹马冰清建立联系，在盐津传播革命思想，并指导成立了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盐津妇女分会。盐津籍梁元斌，在昆明武成路开展革命宣传时英勇牺牲，用热血为云南青年运动史写下了鲜红的第一页。他的牺牲激励了无数身处黑暗中的青年奋起抗争，为争取自由与民主挺身而出，直接推动云南学生运动走向高潮。1927年成立的昭通旅省学会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进步思想为宗旨，持续向昭通本土输送先进理念，成为联结省城革命浪潮与家乡群众的重要红色纽带。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昭通后，当地群众群情激愤，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声援浪潮。昭通各界积极响应云南学生沪潮后援会、援助沪案联合会的号召，昭通中学率先发起组建昭通学生爱国联合会，推选进步学生赵师孝担任会长，费炳等进步学生为核心成员。昭通学生爱国联合会以昭通中学六班、新一班学生为主体，联合全城中小学生开展大规模游行示威，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捣毁英美烟草公司驻昭经营点。
与此同时，昭通中学大关籍学生李剑秋返乡动员，在当地开展爱国宣传，并组织群众同步参与五卅反帝声援运动。此次声援斗争，是当地继响应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学生爱国运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昭通持续传播，当地各族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觉醒，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实际斗争中得到充分锻炼与考验，昭通也由此成为中共云南省特委重点布局、建设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区域之一。
昭通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支部的诞生
1927年，云南“二六”政变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王德三带领第三军政训练班10余名学员返回云南，在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担任书记。为统筹推进全省党的建设，加快党组织发展步伐，扩大革命思想的覆盖面，1927年3月，王德三介绍昭通中学第二班的毕业生、正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王启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4月，王启瑞将自己的同班同学、就读于东陆大学的浦光宗发展入党。1927年春，二人在昆明牵头发起组建昭通旅省学会，昭通中学校友张希鲁、姜穆清、王正昌、吕耘艺、邹锡斌、马世宽、邓象富、刘华昭等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与进步青年，陆续加入学会。学会的首次正式会议，在翠湖畔昆华图书馆内张希鲁的办公室召开。
为进一步团结进步学生，广泛联络旅居昆明的昭通籍军、政、学、商界人士，昭通旅省学会不久后正式更名为新昭通努力团。该组织常态化组织成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创办《新昭通》会刊。成员通过邮寄、委托返乡人员捎带等方式，将会刊与《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带回昭通，在当地进步学生与青年群体间秘密传阅。
彼时刚从昭通中学毕业的进步青年费炳，如饥似渴地研读这些进步读物，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与理解不断加深，追寻党组织的信念也越发坚定。1927年5月，进步青年连夜书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标语，印制“工农商学兵起来革命”的宣传传单，并赶在天亮前将所有内容张贴在昭通县城的四座城门与主要街道上，面向群众开展革命宣传。
之后，费炳得知四川宜宾有共产党人创办的中山学校，内心十分激动，当即只身启程前往宜宾。不料抵达当地时，中山学校已被反动当局强行关闭。同年年底，他只得返回昭通，继续等待投身革命的合适时机。
1928年1月，经人介绍，费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介绍昭通中学附设的八县联合师范班学生黄际春、昭通中学六班学生彭寿熙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昭通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昭通支部正式成立。支部由费炳及其他几人组成，直属中共云南省临委领导，联络地点设在费炳家中。支部明确要求党员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并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并通过学生运动扩大影响力。
昭通首个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早期斗争
1928年10月，中共云南省临委委派王启瑞担任东昭特派员，负责指导昭通、东川两地的党组织工作，同时指派赵师孝回原籍盐津开展党务工作。王启瑞抵达昭通后，引导党员隐藏身份，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同年12月，中共云南省临委又派遣浦光宗到昭通传达《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中共昭通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省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的要求，调整工作思路，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支部成员经常深入村寨动员贫苦农民，并开展“团结起来，废除地主剥削制度，让农民吃饱饭、穿暖衣，过上好日子”的宣传活动。此外，中共昭通支部还领导了昭通县城数百名挑水夫要求提高工钱的斗争，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建立了农村工作据点，发展会员300余人。一时间，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昭通蓬勃兴起。
赵师孝返回盐津部署工作，途经昭通时，与当地党员同志开展了秘密座谈。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昆明和全国的革命发展态势，点明了现阶段党的核心工作方向，并为中共昭通支部带来了《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论文集》《向导》等革命书刊。
盐井小学教师马冰清领导的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盐津分会，与中共党员李汉儒发起的革命活动形成呼应，盐津由此成为昭通又一处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经过实地考察，赵师孝首先介绍马冰清加入共青团。随后，马冰清又发展云南妇女解放协会盐津分会成员马华英、王祚霖、赵仁寿加入共青团。1928年10月，昭通境内首个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盐津县支部正式成立，马冰清担任团支部书记，马华英、王祚霖任支部委员。
1929年6月8日，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在呈送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昭通支部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学生支部，最初仅有3名成员，但其工作能力堪称全省的模范，不仅先后领导了昭通县城内数百名挑水夫的加薪斗争，发动农民反抗豪绅，组建农民协会，还组织当地学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成立了学生革命团体“革新社”。报告还提到，目前该支部与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的联系已正式建立，后续将得到具体指导。
昭通党组织失联后的坚持与重建
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云南省委、团省委机关和秘密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主要领导和不少党员、团员被逮捕、杀害，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受此影响，中共昭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支部活动被迫停止，但昭通地区的中共党员始终坚持斗争，革命活动从未中断。
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党员李汉儒，在盐津主持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公开反对国民党当局征收烟亩捐及各类苛捐杂税。盐津的杨伟贤、彝良的王兴书，先后加入由中共东川（会泽）特别支部书记蒋开榜领导的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分别被任命为第四路军、第五路军司令。二人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率部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接合部的广阔区域开展武装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恶霸武装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1935年2月至1936年3月，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先后3次转战昭通境内的威信、镇雄、彝良、巧家4县，足迹覆盖24个区、196个乡、268个村寨。红军每到一处，都主动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传播党的政治主张，领导群众打土豪、惩恶霸、开仓济贫，当地先后有3000余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还培养发展了威信县的殷禄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命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支队长。在纵队主力作战失利后，云南支队仍然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斗争，多次粉碎国民党的“清剿”，将革命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
1936年，镇雄县的黄华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母享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镇雄母享游击队并担任总指挥，带领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直至牺牲。同年秋，中共党员李子坚、进步知识分子吕耘艺，受时任昭通中学校长、中共党员王启瑞的聘请到校任教；同期，中共党员任灿光前往巧家蒙姑开展革命工作。他们积极宣传“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直接推动昭通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就连当时的国民党官方报纸都惊呼：“昭通的学潮为全省之最。”
在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浪潮中，昭通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恢复重建后的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统筹部署相关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逐步恢复此前中断联系的基层党组织。1939年9月，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指派常委费炳前往昭通开展工作。彼时费炳正以公开身份隐蔽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担任队长，他借赴昭通招收该校第17期学员的契机，在当地先后介绍吕耘艺、李立昆、李德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为王正昌、马冰清接上了中断已久的党组织关系，并指定昭通地区党的工作初期由王正昌负责，后续调整为李德仁接任。此后，费炳、吕耘艺又陆续介绍傅发聪、吕茂林、林安徽、陈靖德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至此，中共昭通地方的党组织与团组织完成恢复重建。
昭通解放的关键历程
1950年2月15日，中共滇东北地委委员吴树森与中共滇东特别支部书记孙志能，向中共滇东特别支部和中共昭通县工委传达中共西南局、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关于做好南下大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游击队团结会师的指示》，共同研究部署昭通的迎军、会师相关工作：一是派出党员全面调查昭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进步社团等基础情况；二是与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昭通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安纯三进行谈判，将原《滇东日报》改组为《滇东民报》；三是派遣党员和骨干力量深入昭通县农村、永善莲峰和井底、巧家蒙姑以及盐津、大关等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强化对巧家县城、彝良牛街等地党组织的领导，同步发动农民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四是在中共昭通县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迎军筹备工作组，大力宣传《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要求起义后的国民党昭通县政府提前安排好解放军入昭后的临时住房与物资供给，为其筹备猪、羊、鸡、鸡蛋等劳军物资，同时组织工人、学生、店员开展护厂、护校、护店工作，防范敌特分子破坏设施、转移物资，以扎实的实际行动为迎军会师做好充分准备。
1950年3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指战员举行入城仪式，这一事件标志着昭通全境解放。3月9日，中共云南省委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党委共同作出决定：撤销中共滇东北地委，分别组建中共曲靖地委与中共昭通地委。其中，中共昭通地委由薛韬任书记、李德仁任第二书记，张显扬、聂济峰、李长猛、吴树森、钱东平、吴宗遥为地委委员，直属中共云南省委领导。随后，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副主任周保中发布电令：“任命李剑秋为云南省昭通区专员公署代理专员，代表本会接管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昭通所属各县的国民党政权。”
3月22日，李剑秋带领陈季伯、原德民、罗平、高恕等一批南下干部，对国民党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实施军事接管，并于当日正式宣布成立云南省昭通区专员公署。3月25日，奉西南军区、云南军区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张显扬任司令员，薛韬兼任政治委员，雷展如任副司令员，李德仁、聂济峰任副政治委员；同步设立中国共产党昭通警备区委员会，薛韬任警备区党委书记，张显扬、李德仁任副书记。
3月27日，中共昭通地委在昭通县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正式宣布昭通所属各县的县委领导班子、各县军事接管代表及县长名单。会后，各县委班子成员与169名接管干部，随同分片包干各县的第四十三师各团指战员奔赴昭通专区11个县，全面开展接管建政、征粮支前、剿匪肃特等工作。至此，昭通专区11个县（含会泽）党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斗争正式宣告取得胜利。
红色火种耀昭通 跨越发展启华章
中共昭通地方组织自1928年1月正式诞生，至1950年3月昭通全境解放，前后历经22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在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滇东北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截至1949年，昭通已构建起完整的党组织体系，包括中共镇彝威支部、中共滇东特别支部，以及巧家、昭通、永绥、盐大县委（县工委）。党员队伍也从最初建立时的4人，逐步发展壮大：到抗战末期增至28人，至昭通解放初期已有270余人。
在政权建设方面，党组织先后建立会（泽）巧（家）边区、巧家包谷垴、鲁甸桃源等解放委员会，作为局部解放区域的人民政权组织。人民武装力量体系也逐步成型，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暂编第32团、威宁游击团、巧家游击大队、永（善）绥（江）大（关）边游击队、盐（津）大（关）游击队、昭（通）鲁（甸）边游击队，以及由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实际掌控的部分原国民党乡镇民团武装。此外，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也得到广泛发展，其中民主青年同盟、青年互助协会共有成员140余人，农民翻身会会员总数超2500人，形成了覆盖各阶层的革命力量网络。
昭通解放初期，境内残余反动势力活动十分猖獗，接管与反接管、征粮与反征粮、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异常尖锐，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全力推进征粮、剿匪、建政等核心工作的同时，中共昭通地委、昭通专员公署同步统筹各项民生保障工作，积极筹措物资、平抑市场物价、保障群众供给、稳定地方金融，带领全专区各族人民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群众性社会运动。
仅用3年时间，昭通就基本完成了全专区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让原本奴隶制、封建制并存的昭通社会，一步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各族人民真正翻身当家作主。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昭通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同心奋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取得了无愧于时代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