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以其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文人与工匠，让中原文化、荆楚文化、黔文化、巴蜀文化在此交融共生。

我来昭通已有20多年，这座城市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见证了昭通城的许多变化，比如：省耕国学文化公园的落成，现代化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城墙的拆除，构建起完善的城市交通网络，让群众的出行更加便利。2023年，市政府擘画了新的发展蓝图：计划3年内把昭通古城打造成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年内申报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昭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西周末至春秋时期，杜宇部落就生活在这里。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开凿僰道，也称五尺道、石门道或南夷道。这条古道的开通，不仅促进了昭通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也推动了昭通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朝廷设立朱提县，“朱提”是昭通的古称，源于彝语音译，也是银的代称。清雍正八年（1730年），乌蒙府更名为昭通府，并设恩安县。随后废弃老城（今土城），建新城于二木那，雍正十年（1732年）开始建城，时至今日，昭通城已有近300年历史。300年来，昭通城经历了无数风雨，斑驳的建筑、树木的年轮、街道的石板纹路以及文人笔下的文字，都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沧桑与辉煌。

昭通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战事比较多。加之山高路远，朝廷鞭长莫及，遂形成强悍刚毅的民风。抗战时期，昭通儿女用鲜血抵抗外来侵略。辕门口的雕塑展现了那段光辉的历史：先烈们明明知道这一去，很有可能回不来，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滇军第50军入朝参战，更是体现了昭通人的英雄气概。有志司通报全军表彰：“我五十军一四九师四四六团在新年攻势中，由于全体指战员迅速行动，于高阳附近抓住了英29旅及美军一部，给予其沉重打击，打死打伤敌军500余人，生俘英军少校营长以下227人，炸毁坦克27辆，缴获汽车18辆、装甲车3辆、榴弹炮两门。此种果敢战斗行动，值得全军学习，特通令表扬。”在血腥风雨的历史中，昭通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艰苦卓绝的斗争造就了昭通人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昭通人胸怀宽广，吸收了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滇东北昭通文化，成为全国第5个“文学之乡”。

我对昭通古城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这座古城不仅保存着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在昭通城南刘家海子村马家湾（白泥井）出土、被誉为“海内第一石”的汉孟孝琚碑，还珍藏着1963年发现于后海子中寨、1965年冬迁至现址保护的东晋霍承嗣墓壁画。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两处文物迁至文庙，但了解其中缘由后，不禁为之叹服。

汉孟孝琚碑由翰林谢崇基用牛车运回后，安放于凤池书院，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东晋霍承嗣墓壁画迁至城内也超过60年了。

退休后我移居乡下，回昭通城的次数越来越少。今年夏天有事进城，乘机来看看文庙。虽然知道文庙已经修缮了很长一段时间，却不清楚修缮到什么程度。那天，天空下着小雨，当我来到文庙时，这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启文街尽头进入，穿过停车场的小门，往万寿宫（江西会馆）及大成殿方向走去，过去杂乱无章之处，如今却变得整洁有序。新立的木栅大门上悬挂着“道冠古今”匾额，另一面的门上，则有“德侔天地”匾额，与“道冠古今”相对应。从中间铺好的道路往里走，只见魁星阁巍然矗立，北有凤池书院，南有考棚，西为大成殿，东南为贵州会馆（黑神庙），东北则是龙志桢公馆。一路走来，万寿宫、文庙、状元桥、汉孟孝琚碑、考棚、魁星阁、凤池书院、贵州会馆、龙志桢公馆等历史建筑错落有致，共同构成了文庙片区的主体。

在昭通古城，不得不说的还有陕西庙（陕西会馆）。昭通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曾是云、贵、川三省的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会馆众多，有四川会馆（川主庙）、福建会馆（妈祖庙）、江西会馆（万寿宫）、广东会馆（南华宫）、贵州会馆（黑神庙）、三楚会馆、两粤会馆等。陕西庙内有一块“历久弥新”碑，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126户出资商铺的名录，如德顺当、悦顺当、德隆当、永盛积记、福兴号、王济号、鳌盛号、义兴号、祥顺号、马文经、新兴号、鳌发号、恒足行、常顺号、三雅居、泰昌号、协发号、福兴号、德发号、得利号……从这些商号的名称可以看出，当时的昭通商铺林立，商业繁荣，行业种类繁多。此碑立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距今已有208年历史。石碑虽不能言语，却留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昭通古城街市的繁华景象：车马声、吆喝声响彻街头巷尾；陕西会馆内，大商小贩们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欣赏武戏，一边谈古论今。这块石碑犹如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记录着昭通的商业文化。它静静地矗立于此，诉说着昭通的历史，历久弥新。

在昭通古城，还有修葺一新的李家大院、迟家大院，它们不仅见证了昭通古城的历史，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童海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