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注意到，卯家湾安置区建立的“红黄绿”分类管理机制，创新了社会治理模式，荣获2021年“云南省社会治理创新奖”一等奖。这种模式是如何诞生的？

马茹：卯家湾安置区的搬迁群众来自5个县297个村，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差异大。在增收方面，由于搬迁群众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不足10%，就业渠道狭窄，实现稳定增收困难重重。许多人离开熟悉的土地后，难以快速适应新的就业环境。生活融入方面，很多群众此前从未使用过电梯，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巨大转变，让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交方式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水电燃气的使用、邻里相处之道以及社区活动参与等，都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此外，矛盾纠纷化解也是一大难题，来自不同县的群众聚集在一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差异，加上语言沟通障碍，导致矛盾纠纷频发。

起初，社区干部连住户的基本信息都摸不清，更谈不上提供精准服务。为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我们决定以户为单位、以人为落脚点，组织街道、社区干部和楼栋长入户走访，全面摸排搬迁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等情况。但传统的表格登记效率低、数据更新滞后。后来，受交通信号灯启发，大家想到用“红黄绿”三色标签进行管理，依托“幸福卯家湾”智慧管理平台建立数字化档案，通过“红黄绿”标签化识别，实现社区服务管理全覆盖，从而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

绿色代表低风险，象征家庭稳定、和谐，这类家庭就业稳定，经济状况良好，生活、就医、就学等都有可靠保障，家庭成员关系融洽；黄色代表中风险，提醒社区工作人员需保持关注，这类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虽能勉强维持生计，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或是家庭人员结构复杂、存在矛盾隐患，或是有成员就业不稳定，随时可能失去收入来源；红色代表高风险，如同高悬的警示灯，这类家庭往往经济极度困难，收入微薄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家庭成员可能身患重病、残疾，或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如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慢性病患者、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大病患者和残疾家庭等。

记者：每一种颜色背后，都蕴含着对家庭状况全面而深入的考量，具体如何分类？

马茹：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建立“社区+网格+楼栋”三级管理模式，把党总支建在社区、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小组建在楼栋，共成立6个社区党总支、19个网格党支部、76个楼栋党小组。同时，配齐配强社区党总支和工作站工作人员63人、楼栋长103人，并制定“领导挂社区、党员联万家、部门包楼栋、干部帮群众”挂联包帮机制，实行“街道、社区、片区、楼栋、住户”五级网格化管理。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对“红黄绿”三色家庭，全面落实“日随访”“周跟踪”“月监测”制度。“红色”家庭全部纳入“日随访”管理，由社区干部、楼栋长每天至少随访1次，开展扶危济困，进行心理疏导；“黄色”家庭按照应纳尽纳原则，实行“周动态”管理，每周走访1次，重点了解务工意愿，并推介工作岗位；“绿色”家庭实行“月监测”管理，每月走访1次，及时更新信息。通过“网格化+红黄绿”管理模式，我们实现了社区管理全覆盖。同时，根据群众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此外，针对安置区152名独居老人，社区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安装室内探视器，实时关注其生活状况，遇突发状况便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切实保障独居老人的生命安全，让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目前，“红色”家庭已从最初的500多户降至196户，“黄色”家庭从2000多户降至367户，治理成效显著。

记者：群众对“红黄绿”分类管理机制的评价如何？

马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实有群众担心会泄露隐私。对此，我们反复解释：分类是为了提供精准服务，所有数据仅限内部使用。以独居老人的“关爱摄像头”为例，必须经过本人及家属同意才会安装，后台数据由社区民警专人负责管理。比如春熙社区的陈燕夫妇常年在外地打工，以前只要家里老人没接电话，他们就提心吊胆。现在安装了摄像头，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查看家里老人和孩子的情况，还能用语音功能提醒老人按时吃饭、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信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像陈燕家这样安装了“小探头”的家庭，在卯家湾安置区已有数千户，这充分说明群众很支持这项工作。

“握指成拳”夯实基层服务

记者：基层治理常面临资源分散的问题，你们是如何整合力量的？

马茹：关键在党建引领。我们构建了“1+3+9+1+1”组织体系，即1个街道党工委统领、3个机关党支部协同、9个村（社区）党总支扎根、1个社工联合党支部和1个物业党支部补位。我们推进派出所党支部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共建共创，组建由社区民警、居委会成员、物业人员、网格员等力量组成的全科网格队伍。同时，建立常态化会议机制，每周一召开街道治理调度会、每周二召开社区治理协调会、每周五召开群众楼栋会。此外，社区民警每周与治保主任至少会面一次，及时通报治安形势、讲解防范常识、提出工作建议，全力服务平安街道、平安社区建设。砚池派出所还探索出了建强支部管队伍、多维联动管人员、优化服务管理事项、联查联控管物品、多措并举管场所的“五管齐下”治理新模式。这一模式已推动解决了3000多名工人的工资支付纠纷，安装特殊群体关爱摄像头等“小探头”4082个，切实加强了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服务。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这是辖区居民李信雄送来的锦旗，也是砚池派出所大厅墙上众多锦旗中的一面。李信雄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身患残疾。妻子张正花外出务工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后离家出走，让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雪上加霜。承受不住打击的李信雄，做出了过激行为。砚池派出所受理该案件后，把李信雄家庭纳入“红色”服务管理对象，进行“每周一走访”，及时疏导李信雄的不良情绪，并帮助找寻张正花。历时5个月，在多位民警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张正花，并帮助其解决经济纠纷，促成李信雄一家团圆，生活重回正轨。平日里，砚池派出所的民警奔波于像李信雄这样的家庭之间，帮助他们解决夫妻矛盾、邻里纠纷、经济债务等各类难题。

记者：听说你们还创新了“五级10次”矛盾化解机制？

马茹：是的。过去，矛盾堆积在社区。现在，先由楼栋长调解，解决不了再逐级上报，最多经过10次协商。为避免矛盾长期滞留在一线得不到处置，我们对超过3次未化解成功的矛盾，建立领导和专班包保责任制，全面推进家庭风险排查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矛盾化解成功后，还会持续进行半年甚至一年半的跟踪回访，确保成效稳固。3年来，社区实现了总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矛盾纠纷“四个逐年下降”的目标，持续保持命案等“七个零发生”的良好势头。各调解委员会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621件，调处率为100%。

我认为，要抓好源头治理，就必须落实法治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我们通过集体经济合作方式，完成222部电梯电子宣传屏的安装，并将其打造为普法宣传主阵地。我们还发动并聘请辖区居民中如“隔壁老王老了”等百万级正能量网红、大V博主担任基层普法宣传员，以此扩大网络舆情正向引导力。此外，在“砚池新城”智慧平台上线“普法书架”模块，利用广场和小区的休闲凉亭，分别打造了学法、尊法、守法、用法4个普法宣传亭，以及1个综合型法治广场（幸福广场）。针对不同的对象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传，先后走进机关、学校、社区、物业公司，深入特殊家庭，实现普法宣传全覆盖。

智慧平台“破题”治理痛点

记者：“砚池新城”App在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

马茹：它是我们的“数字大脑”。街道依托“砚池新城”App智慧平台，探索以户为单位，采用“红黄绿”3种颜色进行分类、标签化识别、数字化建档、动态化调整；运用4个“红黄绿”模块强化服务，包括民生“红黄绿”解决群众增收难、治理“红黄绿”解决纠纷化解难、消防“红黄绿”解决安全管理难、群团“红黄绿”解决城乡融合难。派出所使用专项警务“红黄绿”模块进行细致分析，为管理服务、活动开展提供准确的数据。此外，平台还开辟了“我要找工作”“物业问题反馈”“为民办实事”等便民服务功能，从帮助老年人使用ATM机取现金、上门帮助换灯泡等小事，到为劳动力精准推荐就业岗位、及时送夜间发病人员入院急救等大事，全方位提升群众诉求送达率、困难问题办结率。

记者：你认为社区治理的关键是什么？

马茹：如何防止返贫。我们始终坚持把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关键举措，全力开展外出务工“大稳岗”、返乡人员“大监测”、农村劳动力“大培训”、岗位信息“大推送”、转移就业“大输出”等活动，多举措促进搬迁劳动力就业。在本地引进龙头企业，培育食用菌大棚、扶贫车间等，帮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以景新社区的周志发家庭为例，他们一家从永善县莲峰镇文潭村搬迁到鲁甸县砚池街道景新社区。此前，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周志发的儿子、儿媳不得不外出务工，留下两个老人在家照顾孩子。当时，家里仅靠种植苞谷、洋芋维持生活，收入微薄。搬迁以后，周志发的儿媳在超市上班，还当上了楼栋长；儿子则在菌棒厂开叉车，每月工资5000元以上。现在，他们不仅收入稳定，还能照顾家庭，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记者：你认为基层治理还有哪些进步空间？

马茹：少些“指挥棒”，多些“绣花功”。比如，安装探头前先询问群众意愿，制定政策时多召开楼栋会。基层治理的核心不是“管人”，而是“服务人”。

在卯家湾安置区，“红黄绿”不仅是数据标签，更是一张兜住民生底线的安全网，一盏照亮居民归途的明灯。夕阳西下，文化广场上的芦笙与电子琴合奏出奇妙的和谐之音。当所有色彩融入生活本色，每一扇窗后都能安放稳稳的幸福。

卯家湾的故事，是一曲关于尊严与温饱的动人变奏。那些曾在大山深处被贫困束缚的命运，如今在“红黄绿”的交织中重绘人生蓝图。这也印证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蜕变，但蜕变之路上，安土重迁的基因与现代化浪潮的碰撞，终将以人的温度达成和解。”

对话马茹//一张描绘4万人安居的“红黄绿”图谱

记者 谭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