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2015年召开扎西会议80周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年。我们看到，“一馆三址”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期间，你还做了哪些工作？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卓家勇：这十年的工作经历，真是一言难尽。要讲好扎西会议故事、扩大扎西会议影响力，就必须深入挖掘扎西会议背后真实发生的历史细节。

作为半路出家进入文博领域的新人，我缺乏专业知识，初期主要负责日常管理。但每一位参观者都满怀期待，他们提出各种问题，想了解扎西会议的相关知识。怎样介绍扎西会议，并准确阐述几个会议之间的关系，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于是，我主动向老馆长、老同志请教，一头扎进长征史料的研究中。

搜集整理有关扎西会议史料、文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我曾尝试搭建互联网平台，邀请各级党史专家开展学术研讨，但因缺乏经费，从制作聘书、注册域名到支付专家咨询费等均无着落，最终计划只能搁浅。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只要有机会，我就主动拜访各地专家，通过实地交流推进研究工作。慢慢地，许多历史细节逐渐清晰。以“博洛交权”事件为例，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尤其是军事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节点。2018年9月，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博洛交权会议于上午召开”的观点，我在遵义参会期间，专门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费老凭借他对长征史的研究，指出红军在长征行军途中从来没有早上开会的习惯。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回应，更从侧面佐证了“博洛交权”的地方正是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后来，我专程到云南省博物馆拜访徐继涛研究员。徐继涛是最早将范金标、陈昌奉等曾参与红军长征且途经扎西的老同志邀请至威信，实地指证扎西会议召开地点的人。在本地，我还请教过冯寿芳等党史专家。此外，2004年，云南大学教授赵力中为扎西会议纪念馆创作了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扎西时的宏大场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者：扎西会议纪念馆有多少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

卓家勇：2020年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开展采集工作时，扎西会议纪念馆入库文物达77件，其中包含3件国家二级文物以及8件国家三级文物。值得一提的是，馆内的马克沁重机枪、手摇发电机、发报机3件文物目前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借展，大家现在看到的为复制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床棉被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湖南汝城发生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却鲜有人知晓在云南扎西也流传着一段关于“一条被子”的故事。刚到纪念馆工作时，我被一床破烂不堪的棉被吸引住了。询问同事后发现，大家对它的来历知之甚少。为了弄清这床棉被背后的故事，我带领团队多次前往旧城镇天蓬村拜访熊正林老人。每次去，我们都会给老人带一点小礼物，比如苞谷酒、香烟之类。渐渐地，老人被我们的诚意打动，开始讲述那段尘封的往事：1935年2月7日，大雪纷飞，红军将领徐策率部途经天蓬村上河坝时，发现路边茅舍中有位妇女即将生产，身上仅披着一条单薄的秧毡。徐策当即安排卫生员为其接生，并将自己的棉被留给这家人御寒。这位妇女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正是熊正林。可惜，熊正林的父母早逝，他由爷爷奶奶抚养成人。这床珍贵的棉被被熊正林一家珍藏了40年，并于1975年捐赠给扎西会议纪念馆。

征集文物的工作一直在继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前段时间，一位79岁的老人主动将当年川南游击纵队用过的一张小圆桌捐赠给纪念馆。老人说，这张小圆桌放在家里，几代人后或许就会消失不见，但捐给纪念馆，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就能一直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