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跨过棂星门，进入昭通文庙，面前会被一个亭子遮挡住视线。从亭子的风格和形制上看，这显然不是文庙应该有的亭阁。走近一看，上面写着“汉孟孝琚碑亭”几个大字。
据考古发现，昭通的确是有一方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碑，在城东太平街道办事处的白泥井被发现，这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事。那年农历五月，村民马正卫在家附近的一座梁堆前，发现一块高过地面一米多的石碑。马正卫文化水平不高，只好进城把发现石碑这件事情讲给好友胡国桢听，胡国桢听了也觉得古怪，便约请当时城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谢履庄一起前去查看。没想到这一去，便揭开了埋藏在地下的一个千古之谜。3人请当地村民掘地五尺，把整块石碑弄出地面，擦去碑上的泥土，上面的文字逐渐清晰起来。在谢履庄看来，这块石碑非同寻常，左刻龙，右刻虎，下刻龟、蛇，文字苍劲有力、书风古朴、文辞典雅，非平时所见的寻常石碑。比较遗憾的是，碑出土时不完整，只有下半截，上半截却没有找到。为安全起见，谢履庄当即安排马正卫用牛车把石碑运进城，放在凤池书院。
后来的情况，大家知道得就比较多了。经过仔细辨识，残碑高1.4米，宽0.96米，右起左行，遗文共14行260字。当谢履庄等人把碑文拓片寄给北平的学者，学者们惊呼，称此碑当为“滇中瑰宝”“海内第一石”。碑文所记，是一个叫孟孝琚的青年才俊，生于四川，四岁失母，十二岁随父至朱提，虽博览群书，兼通孝经二卷，天资聪颖，可惜天不假年，尚未婚配，永寿二年（156），英年早逝。武阳主簿李桥、书佐黄羊、书记李昺、钤下任骡四人应孟父所托，留下了这篇悲天恸地的祭文。可能就连他们也没想到，这块碑后来见证了东汉时期昭通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与中原的联系。后昭通著名学者谢饮涧认真考据，补全碑文，精研书法，让我们今天得以欣赏到汉代朱提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灿烂，幸甚至哉。
揣摩建此碑亭，是为了保护原碑，让其免受风侵雨蚀。2005年夏天，因为工作需要，我陪着云南省书协副主席赵浩如走进碑亭。看着孟碑，赵浩如一下子被镇住了，他戴上眼镜，认真端详、仔细揣摩这1000多年前的古物，眼睛里闪烁着少有的光芒。因碑石为昭通本地的砂石，虽用木龛遮蔽，但风化仍然严重。为了保护，文物部门多年不许拓片。碑文虽已不清晰，但一笔一画，仍然钝滞沉厚如初，在书法名家眼里，仍是至高的境界。赵浩如随后与昭通本地书法名家交流，一直赞叹不已。
经过汉孟孝琚碑亭，继续向里走，在泮池南侧，可以见到一座近3米高的圆形古墓，这显然也不属于文庙应该有的建筑。据文物专家介绍，这是东晋霍承嗣的招魂墓，也是一处不可移动的文物。
这处文物的出土要比汉碑晚62年。1963年3月5日，砖瓦厂的工人在昭通城西北郊旧圃镇后海子中寨村的一座梁堆上取土时，惊奇地发现覆土下藏着一座古墓。墓门被土遮掩，有一处狭窄通道进入，可惜墓内空空如也，显然被盗墓贼光顾过，取走了墓里的东西，唯一让工人感到新鲜的是墓内室壁上画着一些画，却不知道画的是什么。3月11日，后海子发现古墓的消息被当时昭通师范学校一个叫韩达斌的学生报告给在校任教的谢饮涧。谢饮涧向昭通专员公署文教科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勘察，得到了古墓的第一手资料，并撰写新闻稿在《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媒体发布。
据后来整理发布的资料可知，该墓坐北向南，形似穹窿，墓顶覆斗状，石块镶砌，高约2.6米，南北进深3.05米，东西宽2.8米，南方有可开闭石门。墓室正中北壁，有墓主坐像。四壁条石砌成，抿糊石灰，用墨和彩色绘成壁画，像右有隶、楷、行3种书体直行的题字120多字。字下，绘有人物10余个，呈练武、唱歌、舞蹈状。东壁绘有手执长条经幡的武士14人，西壁绘有部曲形象，共3排，每排武士十三四人，披毡、跣足。
据谢饮涧等专家考证，该墓应为东晋年间所建，墓主人霍彪，为曾任蜀汉梓潼太守、裨将军霍峻的曾孙，祖籍南郡枝江，曾任晋建宁太守、兴古太守、交州刺史、成都县侯。作为武将，在当时的朱提一带活动过，最后卒于蜀中，按祖籍地荆楚习俗，在朱提修筑安魂墓。墓室的形制，是当时梁堆文化的反映，更重要的价值是墓里的壁画，是研究晋代朱提乃至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和佐证，其珍贵性、独特性、艺术性不言而喻，而且，墓中壁画所反映的内容如朱提大姓、夷汉部曲等均得到了史料的印证，难能可贵。
或许是上述原因，1965年11月，有关部门决定将该墓迁移，每块条石都编号，复原安置于昭通地区实验中学内；1981年，建永久保护室，题名为东晋霍氏壁画墓室。后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正式命名为东晋霍承嗣壁画墓。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汉孟孝琚碑，还是东晋霍承嗣壁画墓，都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墓和碑的保护，一般是原址保护，城里按常理也不适合放这些墓葬之类的东西。那为什么这2000年左右的文物还会迁移放置在城里，并且安放在具有崇文重教的文庙，我揣测是因为出土时的保管条件和保护措施所限，如果不搬走，难以对这些国家级文物实施有效的保护，可能会导致文物被破坏甚至流失，届时再亡羊补牢就来不及了。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之前文物部门或者考古专家采取的措施是否科学，况且当时也没有文物保护法规明确应该怎样处理。100多年过去，这两处文物被完整地保护了下来，成为我们对朱提汉晋文化进行研究的珍贵实物，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功过不用评说。
1961年，汉孟孝琚碑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晋霍承嗣壁画墓也一同纳入保护范围。自此，两处文物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在昭通古城的恢复建设中，从保护的角度，汉碑和晋墓不能再次进行迁移，如果迁移，必然会造成再一次破坏。放在文庙之侧，可作为对后世进行历史教育的素材，也可让外地到昭通古城游历的人们体会到昭通历史的厚重。
就梁堆而言，现在的洒渔等地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形制大同小异。但汉碑及壁画这种文物，即便考古发掘，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其认真保管并广泛宣传，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听着霍氏的故事，看着那些需要仔细揣测才能弄懂或意会的彝文符号，又是另一番感受。看完大成殿，从棂星门准备离开，“……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凉风渗淋，寒水北流。永归蒿里，重晤无期。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况于人哉？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罹……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之何？”汉碑上的这些句子仍萦绕在脑际，久久不散。
我想，这一方汉碑，这一座晋墓，既然已经被请进了古城，那就好好地让它们在这里安放吧！
曹阜金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