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而言，写诗是件痛苦的事。我常常为写一首诗，没完没了地和自己过不去，翻来覆去地折腾自己。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未通公路却叫“车达坡”的地方。车达坡地处大理苍山西坡腹地，是漾濞江东岸海拔最高的彝家山寨。我5岁丧母，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父亲独自一人把我们兄妹6人拉扯成人。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父亲的形象被我浓缩成6行诗36个字置顶在生命的高空。

真正让我走上文学之路的，是我读师范时的一位老师。他是一个年轻有为却非常严厉的人，担任我的班主任和语文科任教师。入学后的第一堂作文讲评课，他就拿我的作文“开刀”，让生性倔强的我下不了台。“你连记叙文六要素都不懂，你是怎么考入师范的？”诸如此类冲击心灵的话语像插进我心里的刀，成为我一生消解不了的疼。吃软不吃硬的我，就在心里发誓，此生如果写不出像模像样的作文给他看，就誓不为人。从那天后，我每天除上课吃饭睡觉外，图书馆、阅览室就成了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不仅认真研读了一大批优秀读物，还通读了中国四大名著和其他文学书籍，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通过博览群书和不断仿写他人的优秀习作，我的作文水平不断提升。大学三年级时，我的作文作为优秀范文在全年级学习交流。也就在这一年，我开始向报刊编辑部投稿。

1989年6月，我告别了坚守4年的三尺讲台，走进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脉地镇人民政府工作。在机关工作的日子，我依然坚持文学创作并把重点调整到自由诗的创作上。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1997年7月，我的诗作《七月》《香港》终于登上了《云南日报》“花潮”副刊的榜首，翻开了我文学写作的新篇章。之后的写作之路就越走越宽了，我写的诗接二连三在报刊上发表。2005年底，漾濞县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把我安排进去工作，进一步拓宽了我的文学创作空间。诗作的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部分诗歌荣登《诗刊》《民族文学》《诗潮》等名刊。

在诗歌创作上，我力主把诗写得短些，再短些；简单些，再简单些。

做一个认真的人不容易，写一首好诗也不容易。忘不了自己出身“草根”，所以就有了平民性；忘不了诗是要给人看的，写作时就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