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53-0003 昭通日报社出版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2021年05月12日

扎西会议: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中共镇雄县委党校教师 赵云怡

1935年1月,在革命处于最为紧迫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认真分析当时的敌情和黔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后作出了四项决定,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领导权问题,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计划消灭土城之敌后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低估了敌人的兵力及战斗力,战斗受挫,被迫一渡赤水河,继续寻找机会从宜宾、泸州北渡长江。蒋介石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长江、金沙江布防,又以12个旅的兵力尾随追击,其他各路敌军向川南蜂拥而至,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中央红军面临严峻的形势,战略行动方向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红军将打到哪里去?又在哪里落脚?鉴于中央红军完全处于被大包围的态势,并已经基本丧失渡江条件,中央红军必须另辟途径,寻找行军路线。

威信县扎西,东与四川叙永县接壤,南与贵州毕节市、云南镇雄县相连,西与云南彝良县和四川筠连县交界,北与四川珙县、兴文县毗邻。1934年9月才设立县治,只有滇军地方武装镇守,滇军正规军也暂时赶不到此地,因此是中央红军时下集结、休整,摆脱川军的好去处。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果断决定,中央红军“要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行动,扎西是总的行动目标” 。根据这一部署,中央红军迅速向威信县扎西集结。

一、水田寨花房子: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2月5日晚,红军在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威信县水田寨宿营。当晚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陈云就遵义会议四项决定中“常委分工”和战略组织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常委会议进行了认真反思,认为盲目的、不顾实际的堡垒战以及大规模正面作战,是“左”倾冒险主义,是不知中国革命特点地蛮干,是不顾客观规律地乱干。常委会议通过决定,发表了撤销博古职务的声明,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又称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周恩来与朱德仍为最高军事首长,负责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陈云继续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在花房子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中央红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由此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的胜利中产生,而在扎西水田寨花房子会议变换领导人后实际形成。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二、大河滩庄子上: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35年2月6日,毛泽东一行从水田寨出发,沿壮龙山而下,来到石坎子、大河滩一线。中央红军集结扎西,国民党蒋介石始料不及,他断定中央红军还将北渡长江,就再次对各路敌军进行调整部署,重编序列,委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操纵内线作战的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4个师,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4个师,第三纵队司令孙渡4个旅,第四纵队司令王家烈5个师,下达在川滇黔三省接合部对中央红军形成新包围的命令。敌军气势汹汹,大举向中央红军扑来。在此严峻的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日至8日三天,连续在红军总部驻地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会议,总结土城战役失败的教训,研究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方针。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周恩来、朱德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特别是充分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出了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张闻天受遵义会议指定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为《决议》)。《决议》是对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和总结,是在全党、全军深入开展“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的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迅速的坚决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思想、政治、组织高度统一的中央领导集体与军委纵队向院子方向行进,准备到与威信毗邻的镇雄县休整、缩编,龙云急令入黔防堵红军的滇军孙渡纵队,疾驰镇雄、威信,堵截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形势依然十分危急。中央红军决定集结扎西、大河滩一线,及其附近准备作战,并连夜经过地势十分险峻之地两合岩,最后驻扎威信县城扎西。

红军总政治部在扎西召开穷民大会,公审处决残害欺压老百姓的团首肖尊武,扎西人民欢心喜悦,领回红军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布匹、盐巴、毛边猪肉。红军的宣传队走街串巷,用标语、歌曲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打大富、杀贪官,为干人服务”“红军是干人的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革命标语格外醒目。最后,扎西参加红军的就达到了3927人,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滇军官员叶天荣也投奔了红军,他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失道寡助最终必然失败。他感言:“中国的出路在于共产党,在于朱毛红军。”后来在威信一直广为流传的一首红军歌谣这样唱道:“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可以看到,红军在扎西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扎西人民也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严峻的形势使红军不得不迅速作出反应,如何突破重围的问题摆在中央红军面前。

三、扎西镇江西会馆:采用毛泽东同志“回师黔北,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军事主张,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1935年2月9日至10日,中央红军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导发言。会议根据大家发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回师黔北”的战略决策,还对中央红军精简、缩编、扩红,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调整和组织工作进行了研究,批判了原来的搬家式的做法,决定部队轻装。

2月10日2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在扎西署名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取消了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师的编制,将30000多红军编为17个团。与此同时,中央红军进行了轻装,对影响部队行军的物资和辎重进行彻底清理,决定凡是两人抬不动的东西都丢掉,将400多件装备和器材破坏掩埋,或寄存在老乡家。中央红军经过缩编和轻装,精简机构,甩掉沉重的辎重后,大量减少了运输人员,减轻了部队负重,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战略战术日趋灵活,在运动中逐渐求得主动,充满了“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可以说,扎西缩编、轻装是几万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标志着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实行的“战略搬家”的错误指导思想,在敌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感到迷惑之际,中央红军右翼队红五、红九军团出色完成了佯攻镇雄,掩护主力红军“回师黔北”的任务,红军在5日内连克桐梓、遵义,再战遵义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支2000余支,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对中央红军来说意义深远,成为中央红军调整战略方针,走向胜利的开始。

为实现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会议上提出的“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扎西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针对严峻的形势,中革军委在禹王宫召开会议,周恩来亲自动员,指出特委和纵队的主要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会上,周恩来宣布了中央对以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为书记的川南特委和纵队领导班子的任命,中革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干部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个抢修工人来加强纵队力量,并号召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加入“纵队”。他在动员大会上讲道:“我们在川北有根据地,你们在川南再搞起来,我们的革命力量就大了。”“纵队”有400余人、六七百条抢,还装备了4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红军游击纵队顺利完成中央和军委交给的牵制和打击敌人的任务后,其主体坚持到1937年1月,并将“纵队”留下的革命火种云南游击支队,一直在川滇黔边燃烧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云南游击支队英勇无比、不怕牺牲、一心为民,在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武装斗争12年,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用热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在红军长征史上续写了悲壮的篇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最后完成,会议彻底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作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保证了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等主张能够在党内和红军中贯彻实施,为毛泽东成为军事统帅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会议明确了一系列事关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决定和决策,圆满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它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因而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对扎西会议给予肯定:“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扎西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不是偶然的,是红军广大指战员从博古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反复比较、认识的结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左”倾错误路线长期斗争的体现,是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命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