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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9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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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兆翔与红富士的传奇故事(三)
 

□ 曾令云

蔡兆翔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正是我们国家摆脱“四人帮”的荼毒和破坏,百废待兴的时候。马克思说过:任何社会的倒退,都是以社会的进步作为补偿的……但新旧交替时,社会难免浮躁。当年和蔡兆翔同时毕业的同学,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改行跳槽了,不少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仍坚持在农业第一线搞果树栽培的,除他外,就只有一两个同学了。但他仍不改初心,始终坚守在磨剑石旁,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剑锋。

一有机会,蔡兆翔不是跑洒渔、乐居和苏家院,就是跑北闸、永丰和鲁甸。那时,昭鲁坝子只有3万多亩苹果,品种老化、规模弱小、科技含量少,始终是昭通苹果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导致苹果树不结果或少结果。不丰产且不优质成了普遍的现象。苹果品质不好、竞争力不强、市场萎缩,使得果农辛苦一年,一亩地只有三五百元的产值,得不偿失,农民懒心无肠,只有弃之不管。

时任昭通地委书记的李珪心里也十分焦急,思虑再三,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有一次带队到山东、辽宁考察,认识了一个种植苹果的专家刘正昌先生。几经联系,刘先生答应到昭通进行实地考察后,何去何从再定夺。很快,刘先生带着助手,风尘仆仆地来到昭通,经过实地考察,刘先生十分肯定地说道:昭鲁坝子真是块种植苹果的宝地,比一些苹果优产区的自然环境还优越,但要成为南方的苹果生产基地,必须规模化种植,并优化品种结构,否则断无出路。李珪频频点头,又请教道:刘先生,在昭鲁坝子扩大种植面积,没有问题,但优化品种路在何方呢?刘正昌先生便坦诚地说道:我们辽宁阜新县前所农场种植的红富士苹果,就是从日本的山岩富县和新升县引进的,经过我们精心培育,已成气候,并在中国的苹果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李珪听后,极为高兴,便急切地说道:刘先生,既然如此,昭通就用你们的两个品种,取代昭通的金帅、国光,你要不吝赐宝。昭通人讲情讲义,不会忘记刘先生的。刘正昌先生当即欣然答应,却说道:李书记,从昭通到辽宁,远隔万水千山,足有四五千公里,引进我们培养好的树苗成本太高,又不便运输,农民承受不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从你们农科所,派两三个种植苹果的专家,或者技术员来辽宁,带回几千条我们修剪下来的枝条,就可以培育几万棵红富士苹果的树苗,这样做价廉物美,农民就容易接受了。

第二年,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的农科所,就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刚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蔡兆翔。因为只有他才符合条件,年轻,只有20多岁,气饱力壮,又是专业学习水果栽培的大学生,真是非他莫属了。就这样,这么一件和昭通命运攸关的大事就落到了蔡兆翔肩上。东北辽宁路途这么遥远,加上中国那时的交通落后,人口又多,不管哪条线路,哪种车型,都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来回超过上万公里,蔡兆翔只有硬着头皮万里走单骑。位卑未敢忘忧国,立志要为昭通苹果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蔡兆翔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倒觉得是领导的信任,自己的骄傲和自豪。

蔡兆翔回到家里,向父母禀报了这件事,解放前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并加入了云南地下党的父亲,就觉得任务十分艰巨,是为昭通广大农民谋福利的大好事,是非常光荣的任务。解放前,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他们老一辈参加革命后,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但他们却死而无憾。儿子现在欲去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北淘“宝”,虽然辛苦一点,但有车乘、有饭吃,不流血牺牲,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年轻人就需要这样的磨炼,才会茁壮地成长为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于是,老父亲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尽心尽力把红富士苹果树苗引回来,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的嘱托和厚望……

蔡兆翔取道贵州水城,在水城忍饥挨饿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只买到一张从水城开往北京的站票。挤进了车厢,到处都人满为患,挤搡不通风,想上厕所了,得你推我搡,挤个半个小时,方能回到自己站立的地方,因为那里的车架上放着随身携带的行李。蔡兆翔从上车,一直行驰到了武汉,才在他乘坐的那节车厢里勉强找了一个过道边的位置坐下。火车到了河南境内,他长时间站立得腿发麻,最后已失去知觉的双腿才慢慢地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到了东北辽宁,他很快就找到了刘先生,刘教授很客气,稍稍寒暄了几句,就叫人带他去了新县前所农场。蔡兆翔需要的红富士苹果树枝条,已经准备好了,足有5000多条,他看了条子上的芽苞,每根枝条可嫁接七八棵树,运回昭通便可培育3万多棵幼苗。有了这么多幼苗,就可在两三年时间内在昭鲁坝子发展四五百亩红富士苹果。于是,蔡兆翔便把枝条满满地装了三麻袋,重量接近300公斤。农场的工作人员见他只有一个人,便惊异万分,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重的麻袋,仅上车、下车,搬上搬下,都会把人累死。而蔡兆翔却笑眯眯地说道:这些枝条,对于我们昭通而言,简直就是金条。我年轻,拼死拼活都得把它们运回去,我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更不能辜负家乡父老对我的厚望……在辽宁时,有人帮忙,他带着枝条便很快地上了火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他的麻烦事便接踵而来……

随车托运的三麻袋枝条,他从行李厢搬到了站台上,先得搬到售票口,去买北京到水城的火车票。每袋近100公斤,他费了不少力,才扛在肩上,走二三十步,他必须回头看看放在站台上的那两麻袋枝条,他怕被别人拿走。在别人眼睛里,这无非就是些被抛弃的烂树枝,在他的眼睛里却是千金难买的宝贝,因为它是昭鲁坝子不少农户的希望。就是这样一步三回头,先把第一麻袋的枝条,放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又转回原地,把那两麻袋依次运过来,来回奔忙、来回折腾,真是费尽移山心力。等到他买到回水城的火车票时,用昭通人的话来说,真是天在,日头(太阳)不见了。极度饥饿、极度困乏的蔡兆翔,再也站不起来,枕着麻布口袋,便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待他醒来时,便急匆匆地询问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托运部在哪儿?当他用第一次那种方法将红富士苹果的枝条搬到托运部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急了,说道:你这三麻袋树枝,足有200多公斤,已超过随车托运的规定,只能作为货物交给货车,方可运到水城。敦厚、老实的蔡兆翔又只得将他的宝贝,用那种笨拙而牢靠的办法扛到货运站。工作人员听完他的话后,便发笑了,你从昭通跑到东北来引种红富士树苗,它们对你来说是宝贝,但在我们眼里就是货物,现在货运十分紧张,得存放在仓库排队等待。也许还没有装进车厢,你这些有生命的枝条,就变成毫无用处的干树枝了,你不是来回跑了上万公里的冤枉路,你还得去客车的托运站。蔡兆翔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只得不计汗水,不顾腰酸背痛,只要不会死人,再苦再累也得把这5000多枝红富士苹果运回昭通去。到了客运托运站,他讲了此次赴东北的使命和昭通人的重托及厚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几位工作人员被他娓娓道来的家乡情怀深深地感动了,同意他的三个麻袋随车托运,同时为他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昭通市正厅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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